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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私募道路

2019年9月20日 - 财经热线

  但是因为民间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因此投资人和管理人无论哪一方利益受损都无法诉诸法律。

  尽管上述两种形式的私募基金在发展中遇到了不同问题,但这些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民间私募基金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监管和法律规范缺失。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才导致民间委托理财的出资人和管理人权益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才导致民间私募基金借道信托时,大部分信托公司畏手畏脚,不敢积极开展此业务,导致市场失衡,费用偏高;正是由于私募基金的监管和法律规范缺失,而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共同基金又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大力扶持,因此信托型私募基金在运作的各个环节都参照共同基金,导致这类私募基金出现明显的共同基金化趋势。

  来自证券监管部门的人士建议,应当统一监管标准,探索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就私募基金的监管而言,应当研究统一的私募基金监管标准,借修订《基金法》之机,将不同部门管理的私募基金、尚未纳入监管的民间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统一纳入《基金法》的监管范围,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理念,公平竞争,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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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法》修订后,私募基金将拥有合法地位。《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修订法案(征求意见稿)》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运用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除第二条外,征求意见稿还单辟出第十章为非公募基金做了专门规定。

  但是由于各方分歧较大,在2003
年颁布实施的<基金法>中,将该法适用范围仅仅局限在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范围内。对于私募基金,则只有”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相关文字。自此,私募基金逐渐被市场所淡忘。

  3.民间私募基金发展面临问题的根源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简俊东

  3.管理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

  探索向功能监管过渡

  私募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诞生而出现,而在1998年公募基金出现之前,A股市场上投资者绝大部分是资金量少的散户,因此,私募因为掌握着较大的资金量而成为散户追逐的焦点。其时,只要号称有私募进入的某只股票,便能够获得散户的追捧。

  (4)投资风格与共同基金同质化。由于我国对于信托责任和信托风险的界定存在很多误区,信托公司的法律责任不够清晰。信托公司为了降低自身的品牌风险,对信托型私募基金的投资风险控制非常严格,有的信托型私募基金的投资限制甚至比共同基金更加严格。信托型私募基金的投资风格与共同基金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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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曾经有过一次合法化的机会。

  可以看到,自我国资本市场设立以来,尽管法律性质模糊,民间证券投资管理人和出资人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始终客观存在。近年来,我国民间财富迅速增加,证券市场不断发展,这种民间的私募基金整体呈发展壮大的态势。尽管近期出现了一些具有明确法律形式的私募基金,但由于这些基金需由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指定机构特许经营,其运作方式与公募基金接近,远远不能满足民间理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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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梁做庄中科创业一案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1.民间私募基金经理构成更加精英化、多样化。早期私募基金经理大多有一定的券商自营、或营业部管理背景。2001年后,部分私募基金经理因为没有及时调整投资思路和理念惨遭淘汰,另一部分幸存者积极顺应市场变化,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式。因此,在2005年市场行情火爆之前,当时的私募经理大部分是这一类幸存者。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投资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投资经理,为私募基金经理发展建立了充足的人才储备。随着最近一年市场的不断升温,在私募基金巨额收益预期的诱惑下,不少证券行业的精英投身私募基金行业。

  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围之后,由谁监管是个问题。目前,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对于跨行业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监管的权责缺乏明确界定。一方面,这容易导致监管重复、交叉和监管真空,产生系统风险隐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而上述募集资金就是为了做庄,募集到资金后,吕梁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浜营业部、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亚运村营业部等120余家营业部,先后开设股东帐户1500余个,买入康达尔。”其间最高持有或控制0048股票共计5600余万股,占康达尔流通股份的55.36%”。

证券法规定,投资者必须以本人名义开立证券账户,以他人名义开户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他建议,制定所有理财产品统一的监管标准,营造一个公平的外部环境,这对公募基金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相似的理财产品尤其是高风险理财产品,有必要实施不同行业监管措施的协调,统一监管标准。这有利于遏制不公平竞争,树立投资者的信心,维护资产管理行业的信誉。

  但是其后因为合伙人朱焕良的”背叛”,中科创业案发。这成为庄家时代从巅峰走向没落的分界点。

  券商集合资产管理所体现的私募基金特点越来越少,而具有的共同基金特点越来越多。公司型私募基金面临重复征税等问题,如果公司法和税法没有大的变革,这些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因此,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市场中比较活跃的,也是最受市场关注的实际上是“传统的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和近两年刚刚出现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这两种形式的私募基金在发展中遇到了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投资标的为证券的私募产品包括基金公司的专户理财、证券公司的集合理财、信托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阳光私募)、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各类机构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民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这些私募产品分属证监会、银监会、发改委等不同的监管部门,有的产品则完全没有监管。

  至今,阳光化私募虽然依然难以跟公募基金相比,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吸引了不少公募基金投研部门的核心人员加盟。

  采用这种操作方式时,委托双方商定投资收益分成比例后,委托人将账户名称、开户地址、帐号和交易密码等信息告知投资管理人,投资管理人负责日常交易,但由于没有资金密码,不能转移账户上的资金。委托人只能进行交易监督,但不能直接进行证券交易。近年来,这种操作方式也在不断改进中。如委托双方开始事先就投资理念等问题进行沟通,有的会在协议中明确限定资金投资方向,如不得买入权证、不得买入ST、不得买入近期涨幅过大的股票等,有些合作中甚至注明双方在投资合作过程中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方式和频率。

  “相似的理财产品因为分属不同行业,监管要求各不相同。”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总经理表示,公募基金各项监管标准较高,包括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严格的契约管理、组合投资、投资人员的行为规范等。例如,公募基金每日公布净值,每季度、每半年、每年要披露投资信息;投资人员不允许持有股票,交易时间须上交手机,严密监控MSN和座机等。其他理财产品的投资则不受这些限制。大家都同台竞技,规则却不同,这对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来说是不公平的。

  虽然私募的存在已经获得认同。但是如何从制度上对私募进行监管仍然是一个难点。

  一、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和问题

  私募基金纳入《基金法》的监管范围,无疑是此次《基金法》修订最引人关注的地方。对于不同类型的私募基金,如何监管以及由谁监管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

  民间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是指私募基金以工作室、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等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

  4.民间君子协议型私募基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基金体现的是信托关系。《基金法》规范的是投资者、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基金管理和托管结构的关系较为复杂,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同时基金从业人员的失误或违规行为会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应当在法律上对其信托义务给予明确界定。

  在2001年后中国股票市场急速调整并持续4
年多的熊市中,私募基金原有的操作手法和投资理念受到市场的挑战,大批私募基金倒下。这一阶段,私募基金行业经历了痛苦的调整和转型。受市场调整和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影响,券商委托理财等业务受到整顿,合法私募基金开始出现,同时按传统方式运作的私募基金仍在悄然发展。”深交所一份研究报告在分析私募基金的发展时,如此认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私募基金蓬勃发展。1988年全球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不足420亿美元,到2006年底已接近2万亿美元。在18年的时间里,基金规模增加约40倍。我国的私募基金,自资本市场设立以来就在民间以委托理财协议的形式悄然发展。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投资管理人队伍日渐壮大,投资理念更加成熟,民间财富迅速增加,对民间私募基金的需求不断扩大。但是,目前我国始终没有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没有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从而阻碍了私募基金的有序发展。

  公募期待“公平竞技”

  私募跟庄家的结合则在于私募的目的往往就是为了集中资金炒作某只个股。

  (5)销售方式与共同基金同质化。由于对信托的募集方式没有明确的限定,目前我国信托型私募基金已经开始采用商业银行代销的方式,基金销售的手机短信四处传播,有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频频公开亮相。这些信托计划销售的公开化,可能导致私募基金投资风险的社会化。

  该人士表示,从海外成熟市场经验来看,大多由同一监管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性质相似的理财产品进行监管。例如,美国、法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均由证券监管部门进行功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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